作者：匡瑛 石伟平
摘要：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宣布高职百万扩招，引发学界内外高度关注，喜忧参半。深入研究高职百万扩招的政策意图以及它的内涵实质，才能精准破解疑惑，明晰高职教育乃至整个职业教育未来改革趋势和实现路径，真正把政策执行到位、把好事办好。此次扩招的政策意图很明确，即通过“组合拳”切实有效地解决当前特定群体的就业难题；选择高职层次和确定百万数量都是基于数据分析和市场反馈的结果。本次扩招的内涵实质是以高职教育为契点，将劳动力存量置换为优质人力资源；以百万扩招为支点，撬动高职院校“办适合的教育”；转变职业教育价值取向，设计各类受教育群体的生涯发展路径。要实现上述变革，高职教育必须抓住机遇，从系统内外部各环节入手，走“有质量地扩招”和“系统变革”之路。
关键词：高职；扩招；政策意图；内涵实质；实现路径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宣布，高职院校今年扩招100万。信息一出“激起千层浪”，学界内外高度关注。对此消息的反应喜忧参半，一种声音欣喜倍至，高呼“职教正进入大发展的春天”，另一种声音忧心忡忡，担心“高职院校能否承受”。有学者根据2018年高职（专科）院校1 418所，计算出“每校多招705人才能完成扩招任务”，随之也萌生出“生源从哪里来”的疑问。因此，深入研究高职百万扩招的政策意图以及它的本质，才能精准破解上述疑惑，从而进一步明晰高职教育乃至整个职业教育未来改革趋势和实践路径，真正把政策执行到位、把好事办好。
一、为何扩招——重在打出“组合拳”破解当前就业难题
本次扩招的消息在2019年上半年传出，不由地令人回想起20年前的1999年6月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同样宣布了高校扩招的消息。类比这两次扩招，有三大核心问题急需正面回答：本次扩招最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本次扩招的是高职层次教育？为什么明确提出扩招百万？
（一）扩招最想解决什么问题
关于本次百万扩招的政策意图，专家学者各种推测，一种声音认为扩招是应对一些地方职业院校近年来越来越突出的招生难、生源荒问题，从而“改善存量生源危机”的有效举措；另一种声音认为，这次的高职百万扩招与上一次扩招的核心动力一致，即通过教育拉动内需，满足老百姓上大学的愿望，唯一的不同是定位在高职，是高等教育的“再大众化”。这一推测不是没有依据的。根据相关统计，2018年全国普通本专科共招生 790.99 万人，其中本科招生422.16 万人，高职高专招生368.83 万人，毛入学率 48.1%，可预测2019年扩招100万人的话，这一数字将达到或超越50%，意味着我国即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
那么，究竟本次扩招是不是旨在助推高等教育“普及化”、改善“存量生源危机”呢？笔者以为不尽然。本次扩招最想解决的并非是教育内部的升学问题或是生源问题，而是更为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需求问题，即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理由有三：①宣布扩招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且置于“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标题下，而不是在此前不久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②2019年年初国务院印发的《方案》中也明确提出，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扎实推进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其中两类群体与高职扩招面向的群体吻合，即退役军人、农民工，并配套了具有针对性的系列资助政策；与此同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企业的举措，如“确保企业降低税收”“着力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并提出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综合这些信息，笔者认为此次扩招的政策意图很明确，即通过“组合拳”切实有效地解决当前特定群体的就业难题，高职扩招就是其中的一项“大招”。
（二）为什么扩招的是高职层次教育
上一次扩招的提法是高校扩招，既包括普通高等院校也包括高等职业院校，是指向整个高等教育的。而这次扩招非常明确地指向高职教育，而不是应用型本科或者中职教育。原因我们不妨从一些重要信息中去把握。2018年《中国高职高专质量年报》中披露，“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整体稳定、高职高专就业率首次超过本科，达到92.1%……近十年高职高专就业率稳步上升”，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已有的经验和市场反馈也充分证实了高职人才的技能水平和成熟程度更符合市场预期，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如广东省农垦总局橡胶集团从2004 年开始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分别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开设15 家海外子公司，年产值 50 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最大海外天然橡胶生产基地。其成功的背后正是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人才培养支撑，如在热带作物系开设作物生产技术、园林技术等相关专业，每年派出学生赴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实习，为橡胶集团海外投资提供人才保障。可见，发展高职层次教育是更加精准地锁定高质量就业的目标，实现以“供给端”的优化弥补人才供需的结构性失衡。
（三）为什么明确提出扩招百万
一年扩招100万不是个小数字，然而明确提出这个数字是否有测算依据？笔者以为是有的。理由有三：①根据 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 496.88万人，只要提高20%的升学比例，就可以实现扩招100万的目标，在当前高职人才更受市场青睐的形势下，以推迟初就业时间来换取更高质量就业是很有必要的。②
综上所述，本次高职百万扩招的核心需求指向国家宏观层面的解决就业难题，是作为“提升就业实力”的一个重量级举措。同时，也坐实了把职业教育摆在了超越教育的、更为广阔的政策视野中，摆在了经济社会发展中更突出的位置上。
二、扩招的内涵实质——促进“办适合的教育”和转向“类型教育”
高职百万扩招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块“石头”究竟将掀起怎样的“改革浪潮”？以下从三个方面探讨扩招的内涵实质。
1.以高职教育为契点，将劳动力存量置换为优质人力资源。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要实现“中国制造
2.以百万扩招为支点，撬动高职院校“办适合的教育”。这一次的高职百万扩招并非简单的规模扩张、复制已有的成功成熟模式。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此次百万扩招的基础底色是高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而迈入普及化的高等教育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多元化”和“适需性”。这一特征进一步印证了《方案》中所提及的职业教育脱离参照普教模式、转变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类型教育。从根本上说，这一举措将撬动或者颠覆的是高等职业教育整个形态。高职教育的新形态包括人才培养将从原先的划一性走向更加丰富多元，服务对象从以往的单一群体转向多类群体，学制体系从固化走向弹性，课程设置从“大锅菜”式统一供给趋向“自助餐”式多元选择，评价考核也将从唯一标准导向多维标准等。也就是说，从本质上现有的高职教育将逐渐办成“适合的教育”。
3.转变职业教育价值取向，从社会取向走向兼顾社会和人本取向。此次百万扩招正在悄然改变人们对高职办学质量的看法，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人尽其才”的教育理念。李克强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其实质是一种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转变，从以往仅关注行业、企业需求，强调就业率的社会取向时代逐渐过渡到不仅关注社会和市场的满意度，更关注到人的充分发展和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未来的职业教育，将是体现“有教无类”教育理念的公平教育，每个公民都可以在学习型社会框架下，随时、随地、随心地进入职业院校学习；将是体现“因材施教”教育理念的多样化的教育，每个公民都可以接受适合自己的教育，彰显个性和特长，在服务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基于此，教育必须设计出适合各类群体的生涯发展路径。
三、如何应对扩招——走“有质量地扩招”和“系统变革”之路
（一）高职百万扩招并非仅仅是规模扩大，而更为重要的是“有质量地扩招”
1.扩招并非平摊规模，而是有重点有针对地扩招。上文提到有人计算出“高职扩招百万意味着每所高职增加705人”，这一判断乍听很符合实际。但事实上，这种方式是不可行的。其理由是百万扩招要着力破解的是问题之一是结构性失业。因此，扩招的院校和专业必须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匹配，而非任意地扩大规模；新增的劳动力专业方向必须符合市场预期，而非制造新的结构性失业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次扩招必须认真梳理、排摸缺口、对照需求，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扩招相关院校和相关专业，甚至可能出现已有的高职办学未能满足就业缺口，需要新建对应的高职院校或高职专业。精准锁定扩招范围和专业方向才能真正实现“有质量的扩招”，才是有效解决就业难题的根本出路。
2.按群体分类，开发并实施“1+N”人才培养方案。本次扩招跟上一次扩招最大的差异在于扩招生源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应届学生，而是走向多元群体，涉及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下岗职工等。根据“办适合的教育”的宗旨，以往一份人才培养方案一统到底的时代即将终结，而迎来的将是“私人定制”的、更具适切性的人才培养方案。由此，根据生源群体的差异，高职院校有必要全面摸清教育对象的教育基础、技能经历和就业需求，以传统生源的人才培养方案为基准，开发“1+N”的多版本人才培养方案。并基于群体的差异性，进行教学研究，针对不同年龄特征的学习特点，研发教学模式、任务清单、项目设计等，尽可能贴近特定学员群体的已有经历，开展有效的人才培养。这一变革将对高职院校师资的教育教学能力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3.积极引入信息化工具，重塑高职人才培养形态和模式。由于生源群体的背景、年龄、经历以及学习能力、学习偏好的差异，高职教育一直以来的线下课堂+实习、全日制学习、统一步调的人才培养模式将逐渐被打破。如农民工群体和下岗职工参与职业教育一段时间后，可能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他/她将面临继续还是放弃学业的严酷选择。此时，如果要继续支持学员的学业，那么高职教育必须通过线上线下教学方式的组合，积极引入信息化工具，实现教学时间、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的多元化、多空间化。成人学员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也不再是统一时间进入企业，可能由个体自主完成或分散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未来的高职教育不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形态，校园内的学生也不再是所有的注册学员，教学发生的地点、时间、形式将更具“个性化”和“丰富性”，正如我们在国际比较中所看到的澳大利亚TAFE学院、美国社区学院、英国科学技术大学等世界发达国家的高职教育那样。不仅于此，我国重塑的高职人才培养形态和模式，应该成为AI时代培养优质人力资源的全新方案。
4.实施分层分类教育，试点完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为实现上述高职人才培养形态和模式的全新方案，必须在制度上创新突破。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试点完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这一观点早在高职院校规模发展的初期，就有院校陆续开展试点，但其最后的结果往往演变为学年学分制和有限学分制。其原因在于，当时试点完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的条件和时机尚未成熟。要实施完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教育质量足够稳定；教育资源足够丰富；教育需求足够多元。从世纪之交至今，高职教育经历了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国家精品课程、精品特色专业、专业资源库、教学团队等方面的内涵建设，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逐步深化，师资能力稳步提升。我们可以认为高职教育发展至今，其质量和资源的累积已经达到能够实施完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的基本要求。因此，本次百万扩招后带来的多元生源，将成为激发和启动这一制度变革的强大动力。只有通过试点和实施完全学分制和弹性学制，才能真正实现分层分类教育，提供给不同群体“适合的教育”。
（二）充分把握高职百万扩招的契机，开展体制机制的系统变革
1.以出口定入口，建立多元招考制度和评价考核制度。高考改革是近几年教育改革关注的重点。其改革的初衷主要聚焦于改变“一次考试定终身”的状况，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和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对于高职院校的招考改革而言，其重点有所不同。高职院校招考改革的聚焦点应该是“选拔合适的生源进入高职院校”以及“实现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基于此，“职教高考”的科目设置和内容改革应进一步摆脱传统高考注重学科知识的倾向，突出对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查；针对不同专业、不同群体采取分类招考的试点，有意识地从招生环节就注重“技能匹配”，尽可能避免结构性失业状况的出现。为实现让更多人能够接受高职教育，同时应当采取“宽进严出”的模式，参考欧美等国的注册入学制度和课程准入制度、中国台湾的多元入学制度，改革现有的评价考核，把岗位胜任力的测评作为评价考核的重要依据。鼓励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进行多种形式的职教高考制度改革试验，扩大高职院校的招生自主权和考生的选择机会；逐步建立起多元入学方案和更加科学公正的高职招生选拔制度。
2.改革划一的管理模式和制度，匹配多元学习过程和学习需求。对于单一应届学生群体的管理，采用相对固定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工作的有序开展。然而多类生源必然带来多种学习需求和多元学习过程。例如，成人学员有边学习边工作的需求，或者工作几年回归教育的诉求，甚至有获得学位者到高职院校学习职业技能的需要，这些对原有的学籍管理制度和学生管理制度都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改革现有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顺应终身学习需求，建立长期的学籍管理制度、学员成长的终身电子档案袋、创新学生管理模式和制度、建立证书或文凭的差异化管理制度等。一旦建立了服务多元需求的弹性管理模式和制度，高职教育将能够真正成为“面向人人”的教育。
3.健全终身化、一体化，横向贯通、纵向衔接的国家资历框架。要实现百万扩招后高职“办适合的教育”，亟待健全国家资历框架。有了这一制度，才能确保教育包括高职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任何状态、任何背景下都能进入，且可以在学习与工作中随意切换、顺利累积、终身受用。
关于国家资历框架的讨论已经持续二十余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150多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不同层面的资历框架。为实现跨国和地方资历框架之间的对接，许多地区还建立了区域资历框架，如欧盟资历框架、太平洋资历框架、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资历框架、东盟资历参照框架、英联邦小国资历框架等。我国已经积淀了构建国家资历框架的各种基础。从1995年开始，我国建立了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近期教育行政部门也研发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2015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形成；学分银行探索日益广泛，截至2016年7月，正式挂牌的学分银行有38家，包括7种类型；2018年，开始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这些基础性、局部性制度的逐步建立持续催化着国家资历框架的出台。要建立和完善国家资历框架，我们要实现三方面的对接：一是教育框架与劳动市场的跨界对接；二是地方框架与国家框架的对接；三是中国框架与国际框架的对接。这意味着，我国的国家资历框架既要遵循国际标准以保证资历对等性，同时又要基于我国的国情，形成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以及产业发展特点的资历框架，为教育包括职业教育现代化提供中国方案。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举措：第一，梳理与更新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第二，搭建技术技能人才等级、薪酬体系与证书文凭体系的对应规则。第三，划分资历级别并确立关键指标，根据我国的教育和培训体系，以普通教育体系的层次级别为依据，参照我国职业教育、继续教育、职后培训等正规、非正规教育，非正式学习的学习成果特征，划分资历框架级别，与此同时，参考国际教育标准分类的描述，参照广为认可的资历框架，如英国的QCF、欧盟的EQF、澳大利亚的AQF等每一级的标准，制定我国国家资历框架的关键指标。第四，建立和完善国家学分银行制度，建立对先前学习成果的认定制度，创建全国范围的网络学分库，建立国家学分的积累和转换制度，打通国家学分与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之间的转换。
4.建立和完善“三全合一”的职业生涯咨询与指导体系。高职百万扩招将把高职教育从“单一供给”模式导向“多元选择”模式，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帮助个体学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由此，建立和完善“全员、全程、全面”的职业生涯咨询与指导体系就非常必要，它是有效增强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和职业生涯发展潜力的基础。在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教育机构，通常都有非常成熟的课程选修指导体系和专业的生涯咨询体系，指导学生更加合理地进行生涯规划和课程选择。这是现代教育机构应当具备的高水平服务功能。相比之下，我国高职院校这一功能的建设还非常薄弱，即使是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也没有充分注重这一功能的建设，部分学生选课有较大盲目性，造成了教育资源浪费。因此，有必要广泛建立专业化的职业生涯咨询与指导体系，加强对学员生涯规划、课程选择以及技能等级证书选择进行指导的功能建设，提升职业院校的教育服务水平。
落实高职百万扩招，必须深刻理解它的政策意图及其变革本质。本次扩招“形在规模，意在质量”，但它的有效实施需要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进而改革高等职业教育的现有办学形态和配套制度。因此，高职百万扩招将带来职业教育的颠覆性变革，它具有“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这一政策对职业教育界无疑是莫大的挑战，而我们必须化挑战为机遇，牢牢把握时机，开创职业教育的崭新未来。
（匡瑛，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上海200062；
石伟平，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上海200062）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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