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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的缺失、回归与重塑
发表时间:2018年01月04日 10:45:18

李云飞: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的缺失、回归与重塑

    从2015年央视频道推出的《大国工匠》系列片,到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再到2017年总理在全国两会中提出的“质量之魂,存于匠心。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尽职业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众多‘中国工匠’”,“工匠精神”一词已被社会各界提及与讨论。这让人们看到了国家的态度,也鼓励了人们重振“工匠精神”的信心。重振“工匠精神”已经离不开职业教育,传承和共建职业院校师生的“工匠精神”已成为时代的召唤,也为我国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一、对“工匠精神”的再认识

    如今“工匠精神”一词被高频率提及,导致人们经常将“工匠精神”和“职业精神”相混淆,不同程度地泛化了“工匠精神”的内涵。诚然,两种精神有着共同点,比如都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尚德精神、创新精神、奉献精神等,但将许多原本不属于“工匠精神”而属于“职业精神”的内容包罗进去,这显然并不恰当。

    从逻辑学来看,“工匠精神”属于“职业精神”的范畴,“职业精神”是外延大的概念,“工匠精神”是外延小的概念,两者是一种隶属关系,“职业精神”包含“工匠精神”。从哲学角度来看,它们是普遍和特殊的关系。“职业精神”是所有从业人员具备的精神品质的总和,“工匠精神”是从属于“职业精神”的个性化存在,是一种特殊的、程度化不同的一种“职业精神”。从适用对象上来看,“工匠精神”应在某些产业或行业需要被培育和倡导,比如制造业、物质资料或实体产品生产与加工业,但是并不是所有产业或行业都强调具备“工匠精神”。不看对象的特点和适用的范围,肆意泛化工匠精神,僭越概念的边界,就会形成“工匠精神”开花无果的局面。

    跳出“职业精神”,社会的媒体也曾闹出将“工匠精神”一词牵强附会、东拉西扯的笑话。在某些舆论场合中不恰当地过分解读,刻意滥用热议词语,这既是一种盲目的潮流追赶,更是对社会主流价值标准的亵渎。“工匠精神”是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和致敬,肆意泛化它的内涵和外延,把原本某些人、某些事的负面影响归结为缺少“工匠精神”,企图用“工匠精神”来掩盖事物的成败或方向,实际上是对这种精神的戕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对“工匠精神”的滥用化和表浅化理解进行批评和正读。

    针对“工匠精神”的泛化思想,学术界也在积极地加以阐释和说明,避免“工匠精神”成为一种“被精神化”的泛化迷恋和政治包装。但是,“工匠精神”作为社会发展的高频词,学术界并没有做出统一的界定。有的学者直截了当,认为“工匠精神”就是把事情做好的欲望。有的学者概括了“工匠精神”的四个品质:精益求精、严谨、耐心、敬业。有的学者认为“工匠精神”有着“别出心裁的设计、精益求精的质量、美轮美奂的技艺,精湛绝伦的品质”的要素,是一种职业态度和职业操守。有的学者则认为工匠具有坚实的精神操守和笃定的价值追求,有匠心之基,它承载着社会主流文化,成为一个民族的“行动和习惯”,并且受法和制度的约束,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等等。

    “概念是思维的重要工具”。从不同维度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做一概括:第一,它是一种职业精神(或者可以说是态度、操守、价值观),是社会意识范畴里的。第二,它需要专业训练和文化熏陶的影响。第三,对待产品的理念上是精益求精,寻求突破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诠释“工匠精神”这个涵义呢?古籍《说文》中记载:“匠,木工也。”我们可以看出今日的“匠”俨然由木工转变为心思巧妙,造诣高深的代名词。魏源也曾说过:“技近乎艺,艺进乎道”。其意是在追求技艺的同时,更注重“道”的培养。这里的“道”,就是我们所谓的“匠心”。“匠”代表高技能,“心”代表崇高的职业精神。庄子把道家美学和人生境界体现在他的“庖丁解牛”、“运斤成风”、“津人操舟”上。《说文解字》也有这样的描述:“‘工’,巧饰也。”换言之,“工匠精神”是匠人们在生产或加工产品时运用高技能水平,对待产品品质的独具匠心、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一种精神,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价值和教育意义。我们只有正确把握“工匠精神”的内涵,才能使“工匠精神”源于职业教育,在职业精神中升华,高于职业教育。

    二、“工匠精神”在职业教育中的缺失与回归

    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化于文”,这就是“工匠精神”最简单的总结。达成“中国制造2025”、“中国智造”、“优质智造”的宏伟目标和理想需要大师,但是同样需要巧匠。众所周知,瑞士的手表、德国的机械、日本的管理是举世闻名的。经过数次工业革命的洗礼,造就了这些发达国家品牌制造业的奇迹。美国当代著名思想家理查德·桑内特在新著《匠人》中论道:“作为思想的匠艺代表着一种特殊的人的境况——专注”。它要探讨的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纯粹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好好工作的欲望。“一生专注做一事”的日本手工匠人也造就了今天日本制造的精湛品质。正是由于对“工匠精神”的崇尚和遵守,“术业有专攻”、传统继承、科学严谨、勇于创新的职业精神以及对待职业岗位的责任感、认同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成为了各自领域的“领头羊”。而这些国家具备了一个相同点:重视职业教育,一以贯之地培育准职业人的“工匠精神”,在工作中习惯化地传承和发展。

    “工匠精神”虽然在职业教育中没有消亡殆尽,但始终是教育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盲区。在以往充盈着过剩经济、卖方市场、漠视消费者的各种企业顽疾的格局和背景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工匠精神”淡化甚至是近乎消失是不是就能以此为借口呢?追寻“工匠精神”缺失的缘由,可以从观念因素、政策因素、文化因素、教育因素、个体因素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当其冲的要追究传统观念对于“工匠精神”的束缚。教育观念上,“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消极教育观念贯穿着学习生涯,甚至当代社会有些人还持有这样的观点。普通教育尚且如此,何况是沦为次等地位的职业教育?功利观念上,急功近利者认为有钱就是成功,功成名就、光耀门楣比任何时候都更现实,在这样的金钱价值观驱使下,又有多少人愿意成为默默奉献的手工匠人?再加上我国摆脱不了应试教育的桎梏,重拾指尖上的劳动教育的弱化,轻视劳动教育致使学生养成惟书本化的好逸恶劳、纸上谈兵的思想泛滥,厚植“工匠精神”养成的社会土壤逐渐地腐蚀殆尽。

    以政策制度方面看,可能是历史原因,过去的三十年是中国急速奔跑的发展时期。从供应短缺到产能过剩,我们想要在奔跑的同时还要展现优雅的身姿,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仔细想来,这个时期的“工匠精神”的确没有达到“精耕细作”。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制度上的缺失就显而易见了。“工匠精神”是离不开工匠制度孕育。国家不强调工匠制度,职业教育又怎么轻易呼唤“工匠精神”呢?

    从文化传承方面看,“工匠精神”并不是舶来品,中华民族也有“庖丁解牛”、鲁班学艺、卖油翁等历史悠久、脍炙人口的“工匠”式传奇,但是有许多工艺和技术失传、失真现象严重,传统工艺传承后继无人,队伍稀缺。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机械化生产逐步代替手工业,“工匠精神”在这种氛围下很容易没落或消亡。渗透到职业教育中,尤其对依靠年代传承工艺的专业,比如烹饪中的古法、服装中的裁剪、建筑中的榫卯等,传统文化断层无疑是比巨大的损失。再者,重塑儒家的中国,又怎么能够一如既往地追寻道家和法家的踪迹?

    纵观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书面中的“工匠精神”基本被“职业精神”字眼所替代,而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职业精神”并非等同于“工匠精神”。我们不是怀疑“职业精神”写入方案是否得当,让人担心的是学生在培养过程中一旦缺乏“工匠精神”的熏陶,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职业精英。“工匠精神”是职业人最核心的灵魂要素,培养目标没有“工匠精神”的培育任务,课程和教学又怎么会融入“极致”和“完美”这样的高远目标呢?所以,学生毕业后掌握了该专业所从事的某项技能以及常规的职业素养,根本不能以是否具备“工匠精神”来评价学生。有些学校也有培育学生的工匠意识,期望学生拥有卓越的工匠品质,养成良好的工匠习惯,但是无奈学校本身技术技能底蕴有限,教学与实际职业岗位差距较大,教学理念、实训设备、技术水平不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达不到精湛水平。目前不少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工匠精神”底子薄弱,缺乏企业实习和生产实践经历,向学生倡导“工匠精神”的意识不强,导致传授“工匠精神”内涵存在难度。即使学生到了企业实习,一些中小微企业往往忽略了工匠作用,学生成为了企业赢取利益的廉价劳动力。

    职业院校学生的自身因素也是重要的一点。学生完成学校规定的理论学时和实践学时外,基本不会额外给自己增添学习负担。学生缺乏主动学习、主动探索、勇于创造的精神,疏于对所学问题进行深层次探究。遇到困难时,缺乏决心、信心及毅力将其解决,工匠精神培养难度必然受到制约。而且职业教育越来越偏向就业教育,职业院校非常看重毕业生的就业率,往往忽略对学生精神世界的改造和重塑。

    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不单单是劳动者或技术工人,更要培养出具备“工匠精神”的职业人。具备“工匠精神”的学生不仅能够将工作视为谋生的手段,更会对工作有精益求精、不断雕琢、创造价值深层次的精神追求。所以,纵观发达国家对于职业教育中对于“工匠精神”的培养与重视,倡导“工匠精神”回归与重塑,并不是对传统工匠的追忆,而是对于当下现实的精神召唤。

    三、重塑职业教育中“工匠精神”的路径

    技术技能的培养与职业精神的培养应该始终贯穿育人过程中,不可偏断其中任何一方。个人的决策和信息筛选的方法能力,技术技能的工具性的专业能力,职业精神的社会能力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的职业能力,忽视某一种能力都不能造就一个完整的、合格的、纯粹的、并能够持续成长的技能型人才。尤其国家提倡“中国制造2025战略”,制造业强烈呼唤职业人的“工匠精神”,该精神应该得到职业教育领域的回归与召唤。我们需要既要从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外部路径来营造,也需要从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以及学生自身等内部路径作为契入点。

    从外部路径来看,要营造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价值取向。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时代,社会首先就要摒弃职业教育是次等教育的传统观念。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知道德国的优秀工匠和科学家、日本著名的料理师和工程师具有同等崇高的社会地位。国外发达国家注重职业教育,注重“工匠精神”,注重对学生个性的培养,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所以,社会需要构建良好的舆论环境,将匠人文化作为化入骨髓里的“常识”。职业院校要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将“职业素养”、“工匠精神”与职业教育有效整合。

    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层面,政府也要尽快建立国家资格框架,为新手到专家的职业发展构建出一条与之匹配的“进阶通道”,为“蓝领”提供合理上升的通道,摒弃与“白领”不对等的社会偏见,提高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社会地位,给予相应的薪资报酬,激发学生“工匠精神”的潜能与学习动力,为今后的“中国智造”培养高技能的工匠队伍。

    在工匠制度方面,国家应该做出顶层设计,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德国、日本及欧洲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粗制滥造的阶段。但是上述国家经过反思,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彻底完成了整个国家制造业的质量蜕变。所以,我们不能将“制定相应法律法规”(尤其是职业教育领域)固化成具有浓烈的政治化色彩的官方语言,而是应让“工匠精神”真正成为绽放光彩的制度化手段。只有形成完善的制度环境,职业院校才能按章所寻,有法可依。

    从内部路径方面,职业院校主要承担着向学生传授“工匠精神”的任务。首先,职业院校要积极探究“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现代学徒制的引入,能够更好地让学生接受传统技术工艺。现代学徒制不仅仅只注重中师傅向徒弟的言传身教,更要重视在师傅“传帮带”的过程中注入“工匠精神”思想,薪火相传,夯实具有工匠基础的人力资源。“大匠示人以规矩”,由技术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升华,使得技术群体皈依于“对产品精雕细琢、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植入“工匠精神”指标,课程体系中融入“工匠精神”,可以最直接的方式将经验技能和岗位能力培养的企业生产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实现“做中教、做中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工作实践是传承“工匠精神”的基础,是渗透“工匠精神”最直接、最重要的路径。职业院校要强化学生在学校中实训、企业中实习的挂职锻炼。“工匠精神”不是教师仅用口述就能让学生掌握的,这种精神需要在工作实践中内化为学生的职业素质。这就要求职业院校要开展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让学生到企业里去实习,切身感受企业文化,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将实际的工作情景与任务联结在一起,使学生专注于工作过程,追求卓越,体知躬行,才能极大提高“工匠精神”在学生完成工作任务时所感受到的成就感,形成自己独有的职业情怀。

    要“工匠精神”,更要“工匠文化”。文化熏陶也是培育“工匠精神”宝贵的载体。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们缺失的是社会鼓励工匠精神的文化。因此,社会没有建立支撑“工匠精神”的文化体系,也就缺失了培育“工匠精神”的有效载体。当然,文化需要实质性和长期性的精神鼓励。作为职业院校应该突出这种文化载体,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营造“工匠精神”的社会文化样板,将文化价值效益化最大。诸如,职业院校在整体基建规划中,可以充分融合校园文化和“工匠精神”,利用条幅标语等形式在学校园林景观、楼宇、风景石等醒目的位置展示;可开展技能大讲堂,组织师生开展技能竞赛等活动引入企业文化;亦可定期开展“企业大师入校园”等讲学活动讲座,让学生感受企业里的“工匠精神”,培养对工作的热爱与忠诚。学校文化中涵养“工匠精神”、“工匠精神”,能使校园文化建设为“工匠精神”培育加分。

    匠人易得,匠心难练,以匠修心,以心练技。为迎接“工匠精神”的回归和有效培养,我们需要理性思考和客观追问“工匠精神”生成的社会条件、环境约束机制和培养前提等现实问题。所以,对于“工匠精神”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职业教育工作者长期不断地向学生传授工匠经验,使学生耳濡目染,了解“工匠精神”的真谛,方能回归初心,用心雕琢,养成精益求精的价值追求,体现发展提质增效的精神内涵,并身体力行地完成项目和工作任务。(作者简介:李云飞(1987-),男,辽宁辽阳人,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高等职业教育原理)

发布时间:2018年1月3日

 信息来源:《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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