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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坚定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发表时间:2017年12月14日 10:51:27

更加坚定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发展系列报告

    党的十八大做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战略部署,习近平同志在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自本期开始,中国社会科学网教育学频道将连续推出由《职业技术教育》刊发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发展系列报告》,欢迎各位学者关注!——编者

    2012年,党的十八大做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战略部署,中国职业教育发展进入新的时期。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为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指明方向。五年来,按照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要求,职业教育战线全面深化改革,努力探索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本期,我们力图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总纲,对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做一比较全面的回顾,从而为更加坚定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出思考的努力。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探索报告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始终高度关注的核心就是道路的选择问题。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做出了总描绘和总部署。本文力图在对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基本属性和特征做出分析的基础上,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实践探索工作做出总的描述,并对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进行展望。

    一、历史范畴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道路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没有正确的道路,再美好的愿景,再宏大的目标,都不能实现。人生有道路问题,事业也有道路问题。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推动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所选择的途径和方式,它既包括对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的选择,也包括对发展方式、发展制度和发展策略的选择。作为一种历史范畴,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是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果,同时又接受时代条件的规制,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因为历史传统、文化特质、社会制度等差异,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德国凭借悠久的工业传统,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发展出了以“双元制”(DualSystem)为主要特征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德国的经济腾飞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被誉为“秘密武器”。澳大利亚依托国家资格框架,以产业为推动力量,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TAFE(Technicaland Further Education)模式,形成了相对独立、多层次、综合性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在国际教育竞争中表现出极大的冲击力。北美、日本、英国等许多地区和国家也都根据自身实际,探索出各具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端于150多年前的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迭遭磨难,顽强前行,它是中华民族那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史、艰苦卓绝的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后近70年所进行的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改革开放进程近40年来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归属,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践的一个映射,它同样是在对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它的灵魂、它的血液都是中国的,它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大地。

    回顾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是紧紧地与“救国图强”联系在一起的。从早期开办“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学堂,到后来发展“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的实业教育;从抗战时期实行“训练各种专门人才,以应战争需要”的职业教育方针,到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为国家大规模建设培养急需人才”的中专教育和技工教育体系;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推行“既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的半工半读制度,到全面改革开放,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红线,即:救亡图存,振兴民族,强盛国家!这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精神内核和不竭动力。在中国,职业教育要担负起救国图强的责任,可以说是一种宿命。苦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历史赋予中国职业教育这样的使命,这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区别于他国的一个本质特征[1]。

    二、道路问题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

    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就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确立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①。此后,在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中,职业教育始终都被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主导者,党和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战略设计中,始终高度关注道路问题,把它作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

    在刚刚跨入新世纪的2002年,国家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对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改革目标、任务要求和政策举措做出全面部署。与此前分别于1986年、1991年、1996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不同,这次会议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职教工作会,朱镕基总理、李岚清和吴邦国副总理3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后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会议的“高规格”,反映了会议本身的重要性。朱镕基总理在讲话中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以及加入WTO后迎接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意义,并用很大篇幅特别强调了新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途径问题。关于基本途径,他重点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论述:一是要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二是要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三是加强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的联系;四是深化职业教育体制改革[2]。从逻辑上分析,“坚持论”强调的是坚定改革发展的方向,“着力论”强调的是抓住改革发展的重心,“加强论”强调的是认准改革发展的关键,“深化论”强调的是获得改革发展的动力。“方向”“重心”“关键”“动力”四个要素,构成了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方法论抑或说“道路论”的逻辑框架,它代表了新世纪初国家最高决策层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识。与此相应,李岚清副总理在讲话中也特别强调指出,“职业教育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3]。这是国家高层领导首次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属性。以此次会议为标志,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认识已经“水到渠成”。

    2003年,刚刚履新不久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表示,作为新一届内阁,国务院还要召开一次全国会议,进一步加快职业教育发展。他多次强调,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不但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而且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2005年11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稍前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会上,温家宝做了题为“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的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中国正在举办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实践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子”。关于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他用了“四个必须”来概括:必须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满足城乡居民对职业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必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4]。从2002年国务院召开的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到2005年国务院召开的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对中国特色职业教育道路的认识完成了一次深化和提升的跨越。它的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中华民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不懈努力,职业教育形成了大规模发展的势头。在新的形势下,职业教育迫切需要进一步明确改革发展方向,走好自己的道路。“四个必须”就是最高决策层对此的明确回应和要求——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是“服务现代化建设”和“满足城乡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职业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职业教育创新的根本路径是“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些表明,对“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认识更加自觉,更加明确,也更加坚定。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作为今后十年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文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改革重点、工作任务和政策保障做了全面规划和部署。从经验角度看,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国家的大力推动和全面的实践探索,在国家战略规划层面,对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把握已经成熟。201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上海召开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大会。国务委员刘延东代表中国政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5],她从五个方面②系统介绍了作为举办着世界上最大规模职业教育的国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做法。国家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道路”为主题在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他在回顾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及主要成就后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道路进行了总结:“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道路,就是坚持把职业教育摆在突出的位置,坚持面向人人、面向社会,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坚持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6]对中国职业教育而言,这次会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职业教育国际社会中,中国首次以主角的身份向全世界阐明了自己发展职业教育的经验和主张,表现出一个职业教育大国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习近平总书记为开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指明方向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标志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了关键阶段。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会议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其中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从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到党的十七大提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再到党的十八大要求“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现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发展职业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也突出表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新的内涵和质量的更加迫切的需求。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一个重大的时代性命题。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从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的高度,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基本内涵做了精辟阐述,指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从发展目标、改革路径、根本任务三个方面明确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道路和方向。事实上,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发展职业教育也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第三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大会的最终成果性会议文件《上海共识》,确定的主题就是“职业教育的转型”③,提出发展职业教育要在传统的经济视角和社会视角基础上,增加新的视角——改革的视角,即强调更加关注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创新性、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类幸福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转型[7]。作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重要经济体和举办着世界上最大规模职业教育的国家,中国有责任对此提供“中国方案”“中国道路”。

    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重要指示,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高度,精辟阐明了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时代责任、根本任务、发展方向、支持重点和工作要求,是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出的总要求、总纲领,也是对职业教育现代化转型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做出的总描绘、总部署。习总书记的指示为未来一个时期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道路指明了方向——他在指示中把加快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与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开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确立了根本归属和最终目标;他在指示中强调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就是要把服务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发展、每个人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作为职业教育的着眼点和立足点,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必须始终遵循的根本方向;他在指示中要求要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开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明确了根本任务;他在指示中提出要加大对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开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须臾不可懈怠和忘记的责任、理念。

    2014年6月23日至2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这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8]。会前,李克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会议的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融入社会的教育。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到今天的规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用改革的办法办好办大职业教育。他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既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也要采取购买服务等多种办法,调动企业、社会多方面力量,使更多的力量都能进入职业教育当中来;二是职业教育要把职业技能和职业教育的培养相融合。职业技能人才应该是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有敬业精神、职业精神的人才,职业教育要在培养职业技能的同时,更要培养职业精神[9]。这是作为大国的总理,从改革的两个视角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出的要求。前者强调的是政府角色要重新定位的命题,后者强调的是教育内容重新构建的命题,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两条重要主线。

    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为主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刘延东在讲话中把现代职业教育概括为“适应需求、面向人人、有机衔接、多元立交”,并围绕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系统阐述了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明确发展定位,更加突出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二是改革办学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三是聚焦主攻方向,积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四是抓住核心任务,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五是完善办学模式,大力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六是创新管理体制,进一步简政放权[10]。可以说,这六个方面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建设的施工蓝图,是对习总书记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化落实,也是对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方案”“中国道路”的操作性呈现。

    四、近五年来开创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

    对发展道路的探索,既是理论的探索,也是实践的探索,本质上是发展延续、理论引导和适应新形势的创新三者叠加的改革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战略要求,全国上下积极行动起来,以更大的精神和干劲,致力于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

    (一)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工作的批示中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摆位”的主体是各级党委和政府,“摆位”的关键是提高认识。对此,2014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要把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着力实现经济、民生、社会三个目标。“经济目标”就是要以服务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提质增效为宗旨,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转方式调结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部署,促进职业教育的规模、结构、层次、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协调互动;“民生目标”就是要以实现高质量就业为导向,发挥就业“指挥棒”的作用,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位置,为技术技能人才的出彩人生奠定坚实基础;“社会目标”就是要以促进公平正义为要求,发挥政府保基本、促公平的重要作用,加强城乡、区域职业教育的统筹协调,加快发展农业农村职业教育,建立东中西部对口支援机制,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11]。2015年,国务院作出决定,自当年开始,将每年5月第二周设为职业教育活动周,李克强总理专门为职业教育活动周工作做出重要批示。至今,活动周已成功举办三届,由教育部、中宣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共青团中央、中华职教社等多部门共同举办,通过各种形式的展示、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设计,活动周已经成为提高全社会对职业教育认识的重要载体和途径。经过不懈的推动和宣传教育工作,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抓职业教育就是抓经济、抓就业、抓公平、抓发展后劲和竞争力的认识不断提高,把职业教育发展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加大支持力度的自觉性大大增强。

    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重点工作是强化“顶层设计”。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与此同时,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六部门共同印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体现了国家战略框架下,各部门高位统筹、协同规划的政策设计特点。国务院决定颁布后,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党委与政府联合发文或政府发文的形式,陆续制定和发布了本地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或意见,共有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向社会公布了本地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12]。

    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重要途径是加强政府统筹。近年来,按照“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管理要求,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不断完善,作用更加突出。在国家层面,通过部际联席会议,教育部、发改委、人社部、财政部、扶贫办等相关部委共同实施了中等职业教育能力建设计划、“十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中等职教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计划、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计划、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等重大项目。各部门在落实“中国制造2025”、精准扶贫、“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中,在中央统筹下,将职业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做出安排部署。在地方层面,通过职业教育联席工作会议,及时研究和解决职业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统筹推进;在制定和安排地方“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地方重大项目中,突出职业教育的作用,加大扶持力度。

    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根本保障是推进依法治教。2015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对《职业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工作。这是职教法于1996年颁行后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就此开展的执法检查活动,它的两个重要背景是:党中央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做出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张德江委员长亲自担任执法检查组组长,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制定配套法规及政策情况、职教发展及促进就业情况、经费保障及办学条件情况、教师队伍建设情况、薄弱地区和学生资助情况、毕业生就业创业情况等,检查范围覆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这次执法检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开展了首次职业教育专题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何立峰等到场应询。与此相呼应,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也都开展了本地的职业教育执法检查和职业教育专题询问。这次从上到下、覆盖全国的职教法执法检查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各级党委和政府依法落实发展职业教育责任的意识,对依法行政和依法治教的制度建设的意义重大。

    (二)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机制改革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激发职业教育发展活力的关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3]。用改革的办法,办好办大职业教育,根本上还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统筹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确定了“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的基本原则,并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范围分别做了明确界定:“发挥好政府保基本、促公平的作用,着力营造制度环境、制定发展规划、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加强规范管理和监督指导;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激发学校发展活力,促进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紧密对接。”围绕这样的思路,国务院的决定明确了五个推进改革的方向,每个方向上都有若干政策突破点:一是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政策突破点包括: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教学过程,共同开发课程和教材等教育资源等。二是健全行业企业参与制度。政策突破点包括:通过授权委托、购买服务等方式,把适宜行业组织承担的职责交给行业组织,给予政策支持并强化服务监管;规模以上企业要有机构或人员组织实施职工教育培训、对接职业院校,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企业因接受实习生所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按现行税收法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多种形式支持企业建设兼具生产与教学功能的公共实训基地;对举办职业院校的企业,各地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给予支持;对职业院校自办的、以服务学生实习实训为主要目的的企业或经营活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等优惠。三是完善现代职业学校制度。主要政策突破点包括: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学校、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制定校长任职资格标准,推进校长聘任制改革和公开选拔试点;建立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人员与学校领导、骨干教师相互兼职制度;完善体现职业院校办学和管理特点的绩效考核内部分配机制等。四是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主要政策突破点包括:鼓励中央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职业教育集团;探索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集团;健全联席会、董事会、理事会等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开展多元投资主体依法共建职业教育集团的改革试点等。五是强化职业教育的技术技能积累作用。主要政策突破点包括: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实验实训平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成为国家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教师和学生拥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等成果,可依法依规在企业作价入股等。

    按照“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的管理原则,职业教育体制机制的改革主战场在地方,主导力量是地方政府。为此,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就先后与天津、四川、河南、广西、三峡库区、沈阳等地开展了共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的工作,引导和激励地方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先行先试。2012年后,又在潍坊、安徽、黑龙江、宁波、重庆、甘肃等地采用省部共建方式,设立了新的职业教育试验区,试验区总量达到12个。试验区重点配合国家实施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发展规划、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等战略布局,在深化职业教育培养模式改革、强化行业企业参与、服务区域发展、完善发展保障体系、拓宽对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因地制宜开展探索,开辟具有本地区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子。2015年7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联盟在天津宣布成立,并发表了《联盟章程》,标志着试验区建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事实上,通过省部共建试验区,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态势,从而带动整体改革发展,这种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发展机制创新。

    纵观试验区探索的进展,天津最具典型性。天津试验区创立于2005年,是全国首个省部共建职教改革试验区,因为成效突出,于2010年“升格”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天津紧紧围绕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等国家发展战略,坚持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战略重点,积极落实“示范区实施方案”任务要求,示范区建设发展顺利。2015年,天津试验区实现了进一步的升级,教育部与天津市政府签署协议,决定共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升级版”的建设重点围绕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展开,主要包括: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加快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建设、加强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建设、开展专业群对接产业群建设、加速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推动京津冀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职业院校名师名校长、提升学生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推进终身学习型城市建设,以及打造职业教育特色文化等内容。近年来,天津示范区坚持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作为重要任务,在创新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完善职业教育制度、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在全国范围内,各地都有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新经验涌现。在201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职教法实施情况的检查报告中,对吉林、河北、江西、广西、四川通过以奖代补、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校企合作的经验,对河南省在110多所职业院校开展公办民助、民办公助、股份制办学等办学体制改革的做法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4]。

    (三)积极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到2020年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2010年出台的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一目标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予以强调。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颁布,同年教育部等6部门制定并出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16年)》,标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

    支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核心是以各类标准为框架的制度体系。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我国职业教育缺少自己的标准和制度,中职教育参考中小学的执行,高职教育参考本科教育的执行。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因为缺乏自己的标准制度体系,使“类型”的特征难以突显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国家层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在学校设置、专业教学、教师队伍、学生实习、经费投入、信息化建设等重点领域形成了一批重要标准和制度。比如,生均拨款制度、职业教育督导制度、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年度质量报告制度、职业教育免学费和资助制度等,意义重大。

    地方对中央的部署响应很强烈。统计显示,至2016年底,全国共有30个省市陆续出台了地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或意见,共有16个省(市、自治区)向社会公布了本省未来5~15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同时,各地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台了一大批涉及教育管理、中本贯通、专本贯通、中高职衔接、普职沟通、院校建设、考试招生等领域的具有创新性的政策。如上海提出,构建中职至本科10条通道的学制体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职业院校为基础、公共实训中心为支撑、职业培训机构为补充的终身职业培训系统;建立体现职业教育特征的职业院校与开放大学、成人高校的学分转换机制及课程学分转换制度。广东提出,实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五大工程,即标准体系建设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建设工程、强师工程、信息化工程、国际化工程,到2020年,支持100所职业院校与国(境)外优质职业院校进行实质性合作,加强与粤港澳台职业教育交流合作,建立区域职教联盟,共享两岸四地职教资源。新疆提出,健全职业培训层次设置,完善从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到技师、高级技师不同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畅通技能劳动者职业发展通道,建设一批融职业教育、职业培训、公共实训、技师研修、竞赛集训、技能人才评价等功能为一体的技能人才综合培养基地[15]。

    在推进体系建设上,有两条主线进展突出。一是2014年国务院的决定中提出的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出台《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的指导意见》。2016年,中央财政投入100亿元,以“产教融合发展工程规划项目”为抓手,重点支持100所“转型发展和应用技术性本科高校建设示范校”。从2014年至2017年,全国有近200多所地方本科院校参加的“应用技术大学(学院)联盟”连续召开了四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研讨会,深入讨论转型的途径和方向。二是加快中高职衔接。各地方普遍提高了高职院校、普通本科院校招收中职学校毕业生比例,在统筹中职与高职的课程体系建设、师资建设、专业设置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区创造了一批新鲜经验和做法。

    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制度不断完善,成为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从2008年第一届大赛开始,到2017年共举办了10届,联合举办单位由11个部门增加到37个,参赛选手从2500个增加到13900多个,赛项从30个增加到90多个,从2012年大赛首次在天津主赛场以外设立10个分赛区到2017年设立19个分赛区。按照“国赛引领、地方为主”的大赛发展方针,2017年,全国30个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都举行了省市比赛或国赛选拔赛,基本建立起人人参与、专业覆盖、层层选拔的赛事体系。

    (四)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010年出台的国家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以提高质量为重点,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2014年,习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中,进一步明确要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此,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3个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16]:一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二是要坚持知行合一;三是要改进评价制度。在根本任务、基本途径和保障制度三个维度上推进人才培养质量工作体系的构建。

    2014年,教育部对2004年发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进行了修订,并于年底发布了大纲的修订版,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和学生德育的基本要求,以及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基本规范。为落实新的大纲,近三年,有关方面多次召开调研和论证活动,紧锣密鼓推进中等职业学校德育课程标准制定工作,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强化学生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的培养。

    作为每年一届、覆盖全国的中职德育实践活动,中职学校“文明风采”竞赛已经开展了13届。每年的赛项设计,坚持与德育工作相结合、与校园文化及环境建设相结合、与共青团工作相结合,努力实现活动育人、实践育人、以文化人。2017年参与活动的职业学校达到5400所,参与学生390多万人,形成了“校校组织、班班活动、人人参与”的局面。

    从“十二五”以来持续推进的200所高职示范骨干校和1000所中职改革发展示范校的建设工作,有效地扩大了职业教育优质资源,打造了一批职业教育品牌,牢牢地夯实了提供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

    作为职业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能力建设的重点工作,从2004年开始,财政部和教育部就联合实施了“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项目”,采用中央财政引导的方式推动各地加快建设,到2010年共围绕国家重点发展产业领域,建成3056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这些基地建成后,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孵化和激化作用,职业院校依托基地,广泛开展订单培养、校中厂、厂中校、现代学徒制等探索。

    近年来,为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要求,职业教育新设了大数据技术与应用、中小企业创业与经营等高职专业,推出了一批仪器设备规范、顶岗实习标准,全面铺开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质量年报制度从高职院校扩展到中职学校。“十三五”以来,进一步引导职业院校把主要精力和资源配置聚焦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上来,把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神高度融合。

    新世纪后,教育部在全国陆续建立了56个国家重点建设职教师资培养培训基地,各省建立了500个主要面向本地的职教师资培训基地。近5年来,教育部和各地有关部门不断推进国家和省师资基地向机构实体化、职能专门化、水平专业化、培养培训一体化的方向发展;每年承担教师国家级培训任务的基地近百家,举办培训班500余个;组织开发了80个紧缺专业教师培训标准、培训方案,出版了270多种教师培训特色教材和核心课程资源;遴选了42个具有学科优势的本科层次国家级师资基地,牵头组织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力量,开发了100个职教师资本科专业的培养标准、培养方案、核心课程和特色教材,初步建立了职教师资培养制度和课程体系。以全国基地为龙头、省级基地为主体,灵活开放的职教师资培养培训体系已经形成,为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服务。

    2016年12月2日,教育部与中华职教社在北京联合召开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座谈会,刘延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她指出,目前,全国共有1.25万所职业学校,年招生总规模接近950万人,在校生2700多万人,毕业生830多万人,非学历教育注册学生5287万人,共开设近1000个专业,近10万多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分别比1996年增加了90万人和300多万人,在校生分别增加了近340万人和920多万人。可以说,中职和高职已经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在这样一个总量概念的基础上,她对人才培养质量做了两个方面的评价:一是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高,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半年之后就业率超过了90%;二是就业质量持续向好,近70%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是在县市就近就业。她认为,“我们现在的职业学校毕业生已经成为支撑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区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一支生力军,有力地助推了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17]

    (五)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对十八大提出的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要求做出了战略部署,强调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4年的国务院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通过健全企业参与制度、加强行业指导评价和服务、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教集团等措施,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开展职教集团办学,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形式。据统计,到2016年底,全国共建成约1300个职业教育集团,覆盖近70%的职业院校,吸引2万多家企业参与,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18]。从趋势上看,近些年以职教集团为载体的校企合作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紧跟高端制造业发展,如机械行业,推动组建了智能制造、新能源技术装备产业等10个行业性职教集团。二是积极服务精准脱贫,东部10个职教集团开展滇西扶贫,探索出“教育+产业”扶贫模式,成为职业教育推进精准脱贫的重要载体。三是深化国际交流和合作,2016年3月,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与泰国大城府大城学院共同建立了“鲁班工坊”,在当地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及培训,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2017年,有色职教集团牵头开展“走出去”试点,在赞比亚取得良好开局。

    2010年以来,教育部委托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牵头,相继组建了62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汇聚各方面专家3000多人,建立起行业指导职业教育的组织平台。在此基础上,教育部联合行业主管部门与行业组织每年举办产教对话活动,到2016年共举办70多次以“对接、合作、共赢”为宗旨的对话活动。通过活动,让教育、地方、行业、企业同聚一堂,彼此倾听,协同推进,形成了共赢的效果:行业发挥作用有了平台,产业发展得到支撑;地方共享与产业融合成果,区域发展获得了支撑;教育部门推动职业教育深化改革获得了社会广泛的支持。对话活动带动了职业教育的制度建设。近年来,教育部与农业部、交通运输部、供销总社、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等部门,联合召开了行业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六)大力提高保障能力

    国家坚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作为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着力点。近年来,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2015年,全国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达到2950亿元,比2010年增加了1490亿元,增长幅度为102.1%,年均增长15.1%。“十二五”以来,国家实施了示范性中等和高等职业学校建设计划、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实训基地建设计划、中职基础能力建设计划、高职提升专业服务产业能力建设计划、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等重大工程。中央财政投入800亿元,打造一批骨干学校、专业教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逐步健全,在中职学校享受免学费和助学金的学生分别达到了90%和40%,高职奖学金和助学金学生分别达到了30%和20%。近3年来,有850万家庭子女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19]。

    五、走好中国道路,实现职教梦想

    在2014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刘延东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经过多年探索,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她概括为“六个坚持”:坚持服务大局、坚持就业导向、坚持育人为本、坚持多元办学、坚持分类指导、坚持示范引领。她强调,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今后要继续坚持和发扬[20]。从2002年的新世纪国务院召开的首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到2005年国务院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提出在实践中探索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子的“四个必须”,再到2014年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六个坚持”,这一过程表明: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在不断深化,对它的理论认识在不断升华,走好这条道路的信心也更加坚定[21]。

    本质上看,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是过去几十年间中国职业教育实践经验的高度凝聚与未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目标的有机统一。未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目标是什么,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对职业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中所强调的“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中国梦,就是职教梦;实现中国梦就是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道路的根本目标。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就是要在中国梦的照耀下,进一步探索新的实践模式和经验的过程,她要实现多重的跨越[22]:在理念上,要让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观成为主导思想,并深入大众,需要一场全民性的观念革命;在制度上,按照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要求,重新构建政府、社会、学校及市场之间的关系,寻找到新的平衡点,需要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制度;在技术上,在技术追赶和创新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背景下,职业教育既要跟上技术高速发展的步伐,也要借助技术的力量完成自身的现代化改造;在能力上,随着老龄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绿色经济的到来,职业教育需要在全纳性、多样性、可持续性与有效性之间做出权衡的基础上,重新塑造自己的能力和优势。(作者:王鹤,于志晶,刘娇,原文刊于《职业技术教育》 2017年第24期)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11日

 信息来源:《职业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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