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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肇始 筑梦百年
发表时间:2017年05月02日 09:45:28

——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中国现代职业教育

吕景泉 米靖

    100年前,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48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实业教育”由此被“职业教育”所取代。它缔造的宣传和研究职业教育的学术共同体,奠定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学的基础,其影响绵延至今。

确立现代职业教育的思想基础

     主张实用主义,构建职业教育和就业之间的内在关联。黄炎培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批判教育脱离实践、脱离生产,提倡教育要适用于实际生活,强调教育应以实用为归旨。作为中华职教社主要创建者的蔡元培亦是倡导“实利主义教育”的中坚人物,他认为“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实用主义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虽表述不同,但其实质一致,其历史价值与意义在于否定了将改革教育和振兴实业割裂开的错误认识,否定了忽视教育和就业统一关系的片面观点。这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肇始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职教社成立的理论基石。

     践行生利主义,揭示职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规律。中华职教社创立之初,黄炎培就提出职业教育要为发展生产力而服务。1918年,中华职教社特约撰述员陶行知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系统阐述职业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个人谋温饱,还要培养为人民和国家“生利”之人。生利原则说明了“人人有业”的合理性,也正是因为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群服务,而使从业者“人人乐业”。

    倡导平民主义,强调职业教育面向人人的本质。黄炎培曾在《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中提出“办职业教育,须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职业教育面向全社会、面向每个人,是“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的教育,从一开始,中华职教社就明确了这一宗旨。

构建本土职业教育理论体系

     黄炎培和中华职教社的同仁一方面引进吸收国外职业教育理论,另一方面则不断推进职业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和综合化。

    在向西方学习和吸收职业教育理论的过程中,中华职教社形成了以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为代表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系统构建和阐释了职业教育的含义、目的、办学方针及教学策略等方面。

    1917年,黄炎培在《职业教育》一文中指出,职业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同年,在《职业教育析疑》中又将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进行区分。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大辞书》,黄炎培对职业教育进行了全面、准确界定,“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一方获得生活之供给与乐趣,一方尽其对群之义务,名曰职业教育”,揭示出职业教育促进人与社会同步发展的规律,深刻精准。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中明示“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黄炎培在1918年发表的《职业教育浅谈》中把职业教育目的扩展成三项,即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后又增加一项,谋个性之发展,职业教育目的被确定为四条。最终黄炎培把职业教育目的精炼地概括为“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个人谋生和职业乐趣相结合,个人需求和社会发展相统一,这个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影响深远。

    关于职业教育的办学方针,黄炎培提出“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明确指出发展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就教育论教育、就职业论职业,必须加强与社会各界和各行各业的联系并建立广泛互动,为此他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观念,形成职业教育“社会化”的方针。

    至于职业教育的教学策略,中华职教社坚持“身心同步”的总原则。一方面注重职业技能训练,提出了“手脑并用”“做学合一”“理论与实际并行”等教学原则;另一方面注重职业道德培养,提出了“敬业乐群”“劳工神圣”的道德规范。将培养学生职业技能和形成职业道德结合起来,构建完满的人格。

    中华职教社创立之初就注重对职业教育多个分支的研究,在职业心理学、农村职业教育、女子职业教育、军人职业训练、残疾职业教育等领域都进行了深入探索。如在职业心理学领域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开创性,中华职教社骨干杨贤江、邹韬奋、庄泽宜等编译了当时西方的职业心理学、职业心理测量及职业指导等著作。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之初就运用教育与心理测量理论和方法,来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能力倾向等素质。

探索职业教育的有效实践模式

    中华职教社领导人之一江恒源指出,“我们认定职业教育的全部,是以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三件来构成”,开创了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

    中华职教社在近代先后创办多所职业学校,号称“最富有试验性学校”是1918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学校先后设立了铁工、木工、机械制图、纽扣、商业等科,为民族工商业培养中级技术和管理人才。课程分为职业专门学科(直接课程)、职业基本学科(间接课程)、普通学科三类。中华职业学校特别重视知识学习和劳动与实习,学生在毕业之前要轮流到各个工场实习,在实际劳动中学习知识、掌握技能。这种办学风格对日后职业学校的影响巨大,也对职业教育发展起到早期示范作用。

     中华职教社把职业指导作为沟通教育和社会的一个重要渠道,全面引入当时国际上盛行的职业指导理论,重视并开展职业指导的实践推进工作。1919年,《教育与职业》特意出了《职业指导专号》;1920年,组建了职业指导部;1923年,出版职业指导丛书;1924年起,开展全国性的“一星期职业指导活动”;1927年,中华职教社创办了上海职业指导所,是我国第一个对就业问题免费提供社会服务的机构;1929年,中华职教社还成立了海外职业指导部,推荐人才去南洋工作;抗战期间,中华职教社在重庆、桂林、贵阳等地成立职业指导所,面向社会免费开展职业指导服务,努力“使求人者得人,求事者得事”。职业指导的影响波及全国,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职业补习学校是利用业余时间对在职工作者进行培训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华职教社成立之初,就特别注重对补习教育的研究并加以实施。1921年中华职业学校在艺徒班的基础上设立工商补习夜校;1929年创办职业专修夜校;1932年,中华职教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倡和创办职业补习学校上来;1933年,成立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随后5年时间里又创办了6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影响广大,遍及全国。

    百年回眸话当初,承继先贤泽后世。中华职教社对20世纪现代职业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启蒙和促进作用,奠定了中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坚实根基。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2017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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